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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伯承 李普谈刘伯承元帅

来源: 时间:2020-10-30 浏览:1928
    ▲解放战争时期,刘邓的老部下们说:“刘邓就是刘邓。这两个字中间,顿点都加不进去。”

    图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刘邓合影。

    编者按

    前不久,本刊发表的《从刘伯承元帅拒看战争片说起》,受到了读者的关注。文中提到了李普同志所著的《记刘帅》一书,不少读者致电本刊编辑部,想进一步了解此书的内容及刘伯承元帅的有关情况。为此,本刊特采访了《记刘帅》一书的作者、解放战争时期亲临刘邓大军前线采访的老一辈记者、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同志。

    文史专稿

    记者:前不久,我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您十多年前的一部著作——《记刘帅》。能简单谈谈这本著作的有关内容吗?

    李普:今年恰逢刘伯承元帅逝世20周年,我也想借此谈谈刘帅。刘帅是“军事的奇才”。这是朱德总司令对他的评价。在刘帅满五十岁的时候,陈毅为他赋诗祝寿,诗中有“论兵新孙吴”之句,将他同中国兵家的老祖宗孙武和吴起并称。萧克说过:“历来的军事评论家认为,一个好的军事家,应具有带兵、练兵和用兵的才能,伯承同志就是这种全才”。

    从1986年开始,我和我的老伴沈容开始筹备写作《记刘帅》一书,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。这本书就刘伯承元帅的韬略和风格、计谋和品德,写了一些速写,讲了一些片断的故事。这本书于1992年出版,现在已经不好找了。我敢说,关于刘帅,不论我或别人,不论当代和后世,都大有文章可做。

    ■“我赶上了访问刘帅的好机会”

    记者:解放战争开始后,您作为《新华日报》特派员前往刘邓大军前线采访。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当年您去刘邓大军前线采访时的有关情况吗?

    李普:60年前,一个不曾预期的机缘,把我带到了刘邓大军。1946年11月21日,我第一次访问了刘帅,然后作为随军记者,在刘邓野战军中工作了约近两年。那年6月,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。11月,我被派到华东解放区采访,我和我的妻子沈容从上海经南京、北京,飞到邯郸,准备由晋冀鲁豫解放区走到华东去。到了那里,我们从中央局听说前方马上要打大仗。作为新闻记者,我们当然首先去抓这条大新闻。这里所说的将在前方打大仗的,就是刘邓大军。那时候它的正式名称是晋冀鲁豫野战军,后来改称第二野战军。刘(伯承)是它的司令员,邓(小平)是它的政治委员。讲到这支部队的活动和业绩,他们两位是分不开的。他们的老部下说得很形象:“刘邓就是刘邓。这两个字中间,顿点都加不进去。”

   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,正是我第一次访问刘帅的那一天——1946年11月21日,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会议上讲到了这次战役,讲到了刘和刘邓。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说:刘邓19日已经开始反攻了。我们有办法。是半年到一年的问题。已经过了五个月(6月到11月),还有七个月。将来问题的解决,还是靠刘伯承。再打几个胜仗,事情就好办。今后半年到一年,再消灭它七八十个旅,两党力量就平衡了。达到了平衡,要超过它就比较容易。我们第一年内线作战,第二年就可以到外线去——安徽、湖北、河南和四川的一部分。

    对于我来说,正好碰上这一天,实在是太凑巧了。

    ■“《双十协定》,实际上是刘邓打出来的”

    记者:您采访刘帅之前,对他了解得多吗?

    李普:那次采访是不期而遇,我事先毫无准备。那时我对刘帅的经历,仅仅知道在1927年南昌起义和后来红军长征中,他是总参谋长。此外,日本投降以后,他和邓政委指挥晋冀鲁豫军民打了两次大胜仗,两个月之内粉碎了蒋介石的两次大规模进攻,对于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。这点,我和当时重庆新闻界一些人一样,倒是多少注意到了。

    第一次是上党战役。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,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,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,9月间蒋介石命令阎锡山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的上党地区,刘邓在9、10月之交当头一棒,全歼了他13个师,共3.5万多人。那时候毛泽东、周恩来正在重庆和国民党谈判,这一仗迫使蒋介石同意在十月十日签订了《国共会谈纪要》。这个又被称为《双十协定》、以“坚决避免内战”为核心的文件,实际上是这样打出来的。

    第二仗是平汉战役。平汉铁路贯穿于晋冀鲁豫解放区。蒋介石极力要占领华北,抢夺华北,必须打通平汉铁路。因此,他在这里下的本钱极大,晋冀鲁豫解放区又首当其冲,在10月间爆发了平汉战役。刘邓大军激战10天,全歼蒋介石两个军共2.6万多人,同时争取了高树勋将军1万多人起义。

    蒋介石又一次全军覆灭,这才迫使美蒋认识到他还没有准备好,只得再施权宜之计。这样便出现了由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五星上将参加并作为主席的“三人委员会”及其下属的“军事调处执行部”,出现了1946年1月10日签订的两党“停战协定”,然后出现了大约半年之久的国内和平。

    ■“我见到了‘我们刘师长’”

    记者:您是在哪儿见到刘帅的?

    李普:我们到了总部,政治部的几位部长,不待我们发问,很自然地便向我们介绍起来。他们都称他为“师长”,或者“我们刘师长”。远在1937年,“七·七”事变以后,为了推动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,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,下辖三个师,刘伯承将军是一二九师师长。这些我是知道的,但是现在他早已不是师长了。他的老部下、老红军、民运部长穰明德同志向我们解释说:“现在再这样叫,意思不同了。‘师’是老师,‘长’是长者。”又说:“师长和蔼可亲,像大家的妈妈。大家听从他、尊敬他、爱他,却不怕他。”

    那天,刘师长不在总部,正在前线指挥作战。果然,一次新的战役已经打响了。这就是滑县战役,又称濮(阳)滑(县)战役。刘师长同意我们到他的前线指挥所去看他,那是在抵近战场的地方。

    第二天下午,我们从总部前往,小吉普的行程约近两个小时。

    刘师长的前线指挥所设在一个小村子里。我们走进村边他的临时办公室。大概是刚下过雪的缘故,房间不大却很敞亮。在那里,我见到了“我们刘师长”。

    他站起来迎接我们。屋里生着一盆炭火,他叫我们一起围炉而坐。我们也叫他“师长”。最初,显然是受了同志们中间那种气氛的感染,同时大概也多少带有入境随俗的意味。但是经过这次访问,我就深深感觉,对我们革命队伍中这位老前辈,没有比“师长”更贴切的称呼了。越到后来,我对于这点体会得就越深,至今回想起来更是这样。

    那年他54岁,在刘邓全军各级领导人中,年事最高。他身材略高,微胖,显得很结实,比我从照片上看到的和想象中的形象年轻得多。他穿着一套崭新的蓝布棉军装,戴着棉军帽,动作矫捷而又稳重,果然气宇不凡,显出大将军的风度。他戴着眼镜,我看不清他的眼睛,只见他脸上堆着微笑。这是那种慈祥的微笑。

    那种慈祥的笑容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,使我感到很亲切,竟像见到了自己家里的长辈一样,沈容的反应尤其如此。我们竟没有很快提出事先拟好的问题,却像向家里的老人那样诉说起自己的心事来,说:我们是第一次上战场,不懂得军事,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。后来谈话转入正题,当他回答我们提问的时候,我们又冲口而出,问了一些很外行的问题。他一面不厌其烦地解答,又一再微笑着鼓励我们说:“不要紧,慢慢来,有许多事到现场一看就明白了。”他那语气使我感到他十分体贴人——当他鼓励你的时候,也不着痕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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